金三角搏命15年，能活着回来，他是荒唐岁月里“输出革命”的幸存者。还有数以千计的知青，葬身在缅甸冰冷的土壤中，留下面向东方的无名荒冢一堆。

　　1974年8月，赴中国军校学习前，楠佧江边的缅共东北军区干校合影。后排右一为昆明老高三知青芮跃明，前右二为王曦。

　　昆明的冬天，并不总是温暖如春。

　　一个阴郁的冬日，王曦蜷缩在蓝色将校呢大衣里，抱着电暖气，讲起了那段不入正史的知青往事。

　　故事在缅甸的热带丛林中展开，九死一生的异国征战，无奈的结局，让眼前这个年近六旬、并不挺拔的老人，眼中闪过切·格瓦拉一般的骄傲。

　　金三角搏命15载，能活着回来，他是荒唐岁月里“输出革命”的幸存者。还有数以千计的知青，葬身在缅甸冰冷的土壤中，留下面向东方的无名荒冢一堆。

　　迷人的路

　　滇缅公路。起点，中国云南昆明，终点，缅甸腊戌，曾是抗战时期仅存的获得国际援助的大陆交通线。它曾沉寂多年，直到1969年初，才有庞大车队颠簸其上，把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输送到云南与缅甸接壤的外五县。

　　在这条下乡路上，随处可见“打倒奈温政府”“支持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的标语。时年19岁的王曦，便沿着这条路摸到了“国际支左”的脉搏。

　　“国际支左”，今天听来陌生，当年却是走红的“文革”术语。

　　华人华侨，一衣带水。“文革”浪潮曾经席卷东南亚，导致各国掀起反华浪潮，尤以缅甸的奈温政府为烈。作为回击，在昆明和北京，均掀起了向缅甸政府抗议的万人大游行。1967年10月，中缅两国邦交正式断绝。

　　1968年1月1日，缅甸共产党借势而起，在中缅边境孟古建立了东北军区。自此，那个上世纪50年代初因革命失败而销声匿迹10多年的缅共，复活了。

　　王曦这拨下乡知青，有的曾在边城畹町的山上“坐山观虎斗”，目睹了缅甸政府军与缅共游击队的大阵仗，有的则听说自己的“发小”已经加入战斗。于是，在经历了“红八月”的激情和“上山下乡”的迷惘后，他们开始憧憬成为“国际主义战士”。

　　至于王曦，因为父亲头上那顶“国民党军统特务，中美合作所刽子手”的大帽子，早被收拾得求学无路、报国无门、生存无计，似乎只有战死沙场，才能一雪前耻。

　　孟古河，中缅两山间夹着的一条小溪，宽不过10米，却还得脱鞋卷裤腿涉水而过，凡是投身缅共的中国志愿者都要在此偷偷涉过此河，因此被称为“裤脚兵”。

　　孟古河边“裤脚兵”

　　孟古河，中缅两山间夹着的一条小溪，宽不过10米，却还得脱鞋卷裤腿涉水而过，凡是投身缅共的中国志愿者都要在此偷偷涉过此河，因此被称为“裤脚兵”。

　　1970年5月19日，王曦跋涉到了孟古河畔，随身行李只有《革命烈士诗抄》和艾芜的《南行记》两本书。

　　当年，凡出境者均有外逃之嫌，如果被戴上“叛国投敌”的帽子，就是死罪。于是，他两手空空，没跟任何人商量，就独自绕陇川县城，翻拱瓦大山，渡龙江，一直走到了孟古。

　　夕阳余晖中，齐胸高的水泥界碑屹立在田坝里，王曦对着这个界碑，行了一个庄重的军礼，算是告别祖国。然后，顾不得脱鞋卷裤，就“哗哗哗”踏进了界河。

　　这一天，恰好是他20岁的生日。第二天，又恰逢毛泽东著名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5·20”声明发表。

　　这一天，他穿上了绿军装，拿起了沉甸甸的M21半自动步枪，在家庭出身一栏里写上了“革命干部”，彻底告别了自己压抑的过去。

　　新兵队里没有一个缅甸人，完全是知青世界，大家互报校名，立马打成一片。他这才知道，原来缅共不仅有个“知青旅”，而且每个营还各有特色。

　　303特务营，老高三知青较多，都颇有书香子弟风度，被称为“秀钉子营”。

　　3031营，华侨知青和昆明知青各半，昆明知青中又以在瑞丽下乡的知青为主，他们背倚瑞丽江，在自己家门口打仗，被称为“门坎猴”。

　　3032营，大多数都是初一至初三的四川人，他们特别能喝酒，人人的性格都被熏陶得和60度的老包谷酒一样火爆刚烈，俗称“火枪营”。

　　3033营的昆明知青常年累月钻山沟打游击，都是些不修边幅、神头二五的老兵油子，被称之为“痞子营”。

　　娘子连的百十号小姑娘，最让王曦自叹弗如，她们要么抬着伤员，要么背着几十公斤重的高射机枪，和男人们一样冲锋在前。

　　在缅共的历次战役中，都是知青连队打头阵，他们高大、勇猛、忠诚、狂热，牺牲前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创造了一个个“黄继光”般的英雄传奇。

　　1968年中国出版了《格瓦拉日记》，不知有多少中国知青怀揣着它或是手抄本投身异国，用热血浸透了被弹片啃噬成齿状的纸页。

　　到底有多少人跨过孟古河，奔赴了缅甸战场，王曦也说不清楚。有的说5000人，有的说2000人，无法统计。

　　一位曾经在金三角征兵站工作多年的游击队干部回忆说：最多一天曾经创造日接待中国知青600人的纪录。

　　另据一份非官方材料透露，仅下乡高峰的1969年5至8月，越过国境参加游击队的中国知青达数千人之多。

　　一群被输送到云南的老知青，怀着切格瓦拉一般的骄傲，加入了缅共，在缅甸的热带丛林中进行了15年的战争生涯。王曦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红色阵营

　　投身缅共，王曦本以为能摆脱“文革”桎梏，没想到那边仍是手捧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更为可怕的是，一声枪响，知青小蔡的生命便因“调戏妇女”，断送在全体军人愤怒的口号声中。他干了什么？不过是在作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坦白景颇族房东家女人喂奶时，他偷看了几眼。

　　有的知青后悔了，想走，没那个自由。逃跑，要依军法“叛变罪”论处，就地正法。

　　指导员、连长每作报告必称：“白天的缅甸是敌人的，而夜晚的缅甸则是我们的，最多两年，缅甸革命将取得完全胜利！”然而6月的全军大会，却揭露了缅共的家底。

　　开会时，缅共的全部人马悉数到齐，却连篮球场大的草坪都未坐满，竟然还没王曦上学时的人多。原来，缅共主力部队近3000人南下腊戌，中了埋伏，险遭全军覆没。后来，由番号为3035的知青营断后，大部队才突围出来，不过各部队严重减员。

　　一个老兵描叙了腊戌之战的惨烈场景：“弥天大雾中，与敌人只隔着道田埂，互相都看不见，一出枪就戳到了人的脑门儿，一开枪对方的血和脑渍就溅到自己脸上。这时候最管用的是手榴弹，不用投，拉了弦轻轻放过田埂去就炸着一大窝，敌人也如法泡制我们……”

　　这场战斗，正应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王伟国，19岁，3033部队战士，昆明知青，攻打腊戌火车站的第一声巨响，就出自于这个年轻的火箭筒手。

　　他率先冲进火车站，雄赳赳地立在铁轨中央，面对20米开外的内燃机车头举起了手中的火箭筒，随着震天动地的巨响，机车笼罩在浓烟烈火之中。可是王伟国因距目标太近，被飞来的残片割断了喉咙，与火车头同归于尽。

　　他的尸体，被留在了一个火车涵洞中。还有更多的死难知青，忠骨轻抛，没人知道姓名。

　　侥幸保存下来的尸体，则用绿色军用塑料布一裹，匆匆掩埋在异国荒草从中，那一冢冢微微隆起的新土一律面向东方，插上一个小竹片，就是一块无字碑。

　　腊戌之战后，和王曦一起参加缅甸革命的15名新兵，死的死，逃的逃，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此时，距他们在招兵站相识，才不过20多天。

在缅甸中国知青

　　大潮退去

　　1970年12月底，中断了3年多的中缅两国外交关系开始有了恢复迹象。

　　知青们尴尬地发现，阵前的奈温政府已被中国接纳。

　　林彪事件之后，国内的知青政策也开始松动，招工、招兵、上工农兵大学、走后门回城之风渐起，外五县知青开始寻找新的人生变革之路。

　　大部分知青战友已经丢盔弃甲，逃了回去。如果不是家庭背景太糟糕的话，王曦多半也会退回国内。

　　当然，把他和百余坚定分子们留下的，还有在这片土地上实现的人生价值。

　　在雷门伏击战中，王曦这个从来没有打过炮的炮兵，凭借自己的果敢，荣立二等功。一年后，他火线加入缅甸共产党，并提了干部。

　　这是一片炼狱，但他没有“碌碌无为的活着”，王曦决定留了下来，和部队一起转战到远离边界的萨尔温江以东。

　　他隐隐感到，真正的流亡生涯开始了。

　　一群没有国籍的人

　　在前线待了15年，王曦竟然没受过伤。

　　萨尔温江两岸、湄公河畔、金三角腹地都是他游击的地域，面前的敌人除了缅甸政府军外，还有盘踞境外20余年的国民党残军，以及毒贩子的雇佣兵。

　　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戏称自己有嗅到危险的第六感。

　　在缅共人民军，王曦历任4045部队炮连战士、营部文书、连指导员、缅共五旅政治处干事、五旅作战参谋、042部队政委、68师教导队主任、68师保卫处长等职务。

　　官越做越大，但王曦对前程却越来越灰心。

　　1976年毛泽东去逝前后，中国派往缅共的军事顾问组，分期分批地撤回了国内。送行时，知青们的哭声响彻孟古河。

　　中国不再公开对缅共给予支援，而这些知青因为自愿输出革命，已经失去了中国国籍。

　　当初，加入缅共时，还有人问：“革命关系能转到国内吗？”现在都成了泡影。至于他们如何恢复国籍，归国安置，均无人提起。

　　得不到祖国的认可，牺牲还有什么意义？有门路的知青都黯然回国，缅共中的知青越来越少。

　　此时的缅共，更日落西山，盘踞金三角，走起了“以毒养兵”的道路。

　　直到1980年，中国才开始正视这些缅共老兵的性质、身份和退伍回国问题，并且出台了一个并不尽如人意的接纳、回归政策。不过，见到这条政策时，王曦哭了，如同无人认领的孩子找到了亲娘。

　　此后，为了办好手续，名正言顺地脱离缅共，王曦经历了耗时3年的漫长等待。一边等，一边打仗，好几次险些命丧黄泉。

　　为了全身而退，他只好一走了之。1985年，在离开故土15年后，王曦抱着两岁的儿子来到了浊浪滔滔的缅甸楠佧江边，留影为证，开始了逃亡之旅。

　　他用一个月的时间，流浪到了萨尔温江以西的九谷，又在中国边境畹町镇，花20元钱买了个假通行证，最终偷渡回国，抱着儿子登上了开往昆明的长途客车。

　　回国路上，他又一次跨过了孟古河。

　　河畔景物依旧，但自己却从风华少年，变成了35岁的缅共逃兵、拖家带口的黑人黑户。遥想当年青春热血，回来的时候却这样连滚带爬、两袖清风，不免顿生苍凉。

　　活着，比什么都强

　　1985年5月，根据政策，王曦终于重新拥有了国籍、户口和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顾不上喘息，他便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开始了新一轮拼搏。

　　他当了7年每天要在机床边站着忙碌8到16小时的机械工人，又下海到昆明某外贸公司，任边贸部经理，在人迹罕至的缅北野人山开山伐木，做木材生意。若干年后，企业改制、破产、倒闭，他沦为没了着落的社会边缘人。

　　至今，他仍在社会底层艰难地讨生活。

　  错过了知青返城，错过了大学的校门，错过了一切不该错过的人生机会，15年的青春岁月，没给王曦留下什么。但他没有抱怨什么，只有一种大生大死之后的安静，和对“活着”小心翼翼的珍惜。

　　现在，缅共的4个军区演变成了金三角的4只地方武装力量，控制了4块飞地，而他们的头儿，很多是回国后又回去的老知青。那些接二连三回去的知青，多是回国后遭到冷遇而没法生存下去，才重返缅甸的。

　　在王曦家徒四壁的家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他，你后悔不后悔，他盯着记者的眼睛说：“我还活着。”

　　现在，这个老知青，于谋生的余暇，以幸存者的责任感在烟壳纸上、在博客上写起了回忆录。他相信，曾经有过的那种追求，值得骄傲。起码，现在每有老战士死去，昆明都会有个百人以上送葬，他们给死者披上红色旗帜，表示对“革命者”的尊重。

　　“我想，革命是不朽的。”切·格瓦拉的一句话，或者可以作为这群与当今时代格格不入的老知青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