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月明正在读报。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今年98岁的新四军女兵徐月明唱起这首《新四军军歌》，我们的思绪也仿佛回到了惊心动魄又波澜壮阔的抗战岁月。

1917年出生于上海的徐月明，在22岁的花样年华，受进步思想的熏陶走出家门，参加了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在战火纷飞中，她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也收获了美好的爱情，谱写了一曲战地青春之歌。

娇小姐投奔新四军

走进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徐月明的家，只见她头发盘起、打扮得体，上海小姐的风韵保留至今。当唱起一首首抗战歌曲，她挥舞着右手打节拍，歌声铿锵、激情澎湃。

1917年3月23日，徐月明出生在上海虹口区，父亲是“顺利洋行”的记账，家里还有两个哥哥。16岁时父亲去世后，她来到大哥办的英文补习学校教英语。当时有一所“量才业余补习学校”，校长是爱国人士李公朴。徐月明经熟人介绍到量才图书馆借阅进步书籍，并加入歌咏班学唱抗日救亡歌曲。“当时唱着《救亡进行曲》《国际歌》这样的歌曲，加上参加演讲会等活动，激发了我的民族意识和抗日热情。”徐月明说。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打响。上海沦陷后，不愿接受日军奴役的她，干脆来到难民所工作。也就在这个时候，有进步同志告诉她，上海地下进步组织正组织送一批进步青年到新四军队伍中去。她毫不犹豫地申请参加了，怕家里阻挠，她没敢告诉母亲和兄长。“没拿家中一分钱，靠同学和进步同志的资助，加上在难民所工作时的报酬，凑了26元做路费，离家出走。”

他们一行19个人，先坐船到浙江温州。“伙食费一天两角钱，三顿管饱，偶尔在青菜里加一点薄薄的肥肉片，就算打牙祭了。”徐月明回忆说，但当时想到能去抗日，就认准了革命道路不回头。他们在新四军办事处住了一周，辗转到达安徽皖南云岭的新四军军部。这时，家人才通过书信知道小妹已投奔新四军去了。

战火硝烟中与死神擦肩而过

1939年3月7日，徐月明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先在新四军教导队第三期文化队学习，而后被分配到军部服务团戏剧组，接着又到江南指挥部政治部任宣教科干事，“教战士学习《新四军军歌》等，歌声就是我战斗的武器。”徐月明说。

1940年，江南指挥部奉命北撤，服务团的女同志也开始转移。对于没有作战经验的她们而言，严峻的考验来临了！在穿越日军铁路封锁线时，她们刚走到半路就遭到敌人伏击，只见子弹如雨点般地飞来，随着人群中传来的“卧倒！”的呼声，徐月明迅速卧倒、匍匐后退。“当时我下意识地摸着口袋里的候补党员的证明，这可是我的第二生命，人在证明在！”徐月明说。安全突破封锁线后，徐月明听说，一位新四军女战士因来不及卧倒，被击中了胸部。

在战火硝烟的年代里，她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最危险的一次，是她在政治部印刷所当文化教员时的经历。当时，她所在的印刷所和新四军后方医院一起搬到苏北“西团”，印刷厂就设在胡同里。一天上午，他们正在召开支部大会，突然冲进来一同志报信说：“鬼子进大街啦！快跑啊！”敌人逼近，撤退来不及，死胡同也无退路。大门外已经隐约可以听到日军的呵斥声、砸门搜查的嘈杂声、百姓痛苦的呻吟声，大门里一片沉寂，空气仿佛凝结了。他们拿起简陋的生产工具，准备作拼死的抗争。

就在这生死考验、千钧一发之际，有人发现后院有一个通往河沟的小门。他们迅速冲出后门、跳下河沟，利用枯草作掩护，顺着河沟往远处狂奔。“不远的街上，还可以清晰看见鬼子巡查的身影。”徐月明回忆。她逃离了危险，但住在大庙里的多名新四军伤病员却因为行动不便，又无路可退，被敌人堵在庙里活活烧死。

参加革命就是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

在战火纷飞中，不仅有革命英雄主义，也交织着战地浪漫曲。在工作中，徐月明遇到了新四军军法处的福建上杭人蓝荣玉，“他高大、英俊，虽然年轻，却是一名老红军战士了。”没有花前月下、没有婚车迎娶、没有大红盖头，1941年1月，她与蓝荣玉经组织批准喜结良缘。

在动荡的战争岁月里，妇女注定要比男子承受更多的煎熬和磨难。怀孕后，她不能随新四军部队转移，只好在老百姓家里“打埋伏”。有一次，生完女儿的她和从上海赶来的母亲，正在村民家中“打埋伏”。那天一大早，一个老乡气喘吁吁地跑来说，敌人已到他们家前面七八十米的山口了，对面田埂边的房子外已经可以看见日军晃动的身影。她们急忙跟着老乡往屋后面的村子转移。出门没几步，母亲已经吓得两腿发软，瘫在田埂上走不动了。这时的徐月明早已不是当年的“娇娇小妹”，也不再是缺少经验的新兵。她鼓励母亲挺起腰杆，她则背着婴儿，一手拎着包袱、一手拽着母亲逃往村外。在山里躲藏了3天，直到扫荡的日军撤离后，她们才回到村里。

喜欢唱歌的徐月明，在离休后参加了老战士歌咏兴趣小组、老干部合唱团。如今她虽腿脚不便，但思路清晰。她始终没有忘记，参加革命就是为了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