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两国间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日益发展。然而，两国政治、外交关系却起伏不定、麻烦不断，国民之间信任度、好感度也在下滑。不但日本右翼势力不时兴风作浪，而且日本政府高官们也常常掀起危害中国主权利益的逆流。树欲静而风不止，日本的对华心态与其对华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不妨打开这面镜子，照一照历史上日本的对华心态。　

从岛国心态到神国心态

日本地处亚洲东隅海岛，又处于中华文化圈的边缘。古代日本人怀有岛国心态和神国心态，兼有自卑与自大交错的双重心理。日本统治者一方面仰慕、仿效中华文化，一方面又不甘心边缘地位，企图与中国平起平坐以至分庭抗礼。例如7世纪初圣德太子努力吸收中华文化、仿行中华制度，在日本推行改革，同时又在给隋炀帝的国书上做小动作，书写“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正是这种心态的流露。

公元663年发生了中日之间第一场战争白江口之战。日本侵入朝鲜，联合百济，企图对抗和挑战中国，结果被唐朝与新罗的联军打败。这使日本统治者认识到自己羽毛未丰，尚不足以抗衡中国，故而继续派遣唐使加紧吸收中国先进制度文化，且几百年间未敢再出兵朝鲜。

16世纪末，丰臣秀吉扫平战国群雄统一日本。他野心勃勃，1592年发动了侵朝战争，企图占领朝鲜进而征服中国。丰臣秀吉狂妄地计划亲自渡海坐镇宁波指挥战争，企图由养子丰臣秀次率兵攻占中国，并将日本国都迁至北京，以北京周围十县之地进贡天皇“御用”。他甚至还梦想远征印度，“统一天下”。结果日军在明朝与朝鲜联军的沉重打击下惨败，丰臣秀吉也于1598年一命呜呼。

17世纪开始江户时代，日本与清朝虽无外交关系，但通过长崎贸易开展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日本朝野崇尚朱子学，喜读中国书，爱买中国货。然而有一批国学家开始制造疑华、贬华的舆论。他们一方面宣扬日本是“神造之国”、“皇道之国”，一方面鼓吹清朝已是“华夷变态”，儒教不过“无稽之谈”。如本居宣长宣称“世界万国中唯有天皇所统治的日本国才是最优秀的，才是万国之主宰，而中国却是累世紊乱”。这种“神国心态”成为日本人种优越论的心理支撑。

从“海外雄飞”心态到“脱亚入欧”心态

19世纪初，日本受到西方列强冲击，幕府末期一些思想家既怀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又鼓吹对外扩张。如佐藤信渊在1823年写成《宇内混同秘策》，宣称“皇国为天地间最初形成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全世界悉应为其郡县，万国之君主皆应为其臣仆”。他傲慢地断言日本：“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幕末著名维新志士吉田松阴在提倡尊王攘夷、倒幕维新的同时也鼓吹对外扩张的“海外雄飞论”。他提出失之英俄者，应以朝鲜和满洲的土地求得补偿。吉田松阴在一封信中建议要“收琉球，取朝鲜，摧满洲，压支那（中国），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妄想实现丰臣秀吉未竟之业。这种“海外雄飞论”成为近代日本侵华政策的思想源流。

日本侵华政策另一理论基础是日本明治维新后，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入欧论”，日币一万元上的头像就是他。他在大力提倡向西方学习、推进文明开化的启蒙思想的同时，又鼓吹“脱亚入欧”的民族扩张主义思想。1885年他在《脱亚论》一文中写道：中国和朝鲜不出几年就会亡国，其国土将被列强瓜分，我们不必可怜这些“恶邻”，不如“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即与欧美列强联手宰割中国和朝鲜等亚洲邻国，使日本进入世界强国之列。这种主张与日本传统武士道服从强者、蔑视弱者、崇拜强权、弱肉强食的心理一拍即合。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在影响日本明治政府对外政策导向和造成日本人崇拜欧美、轻视与歧视中国之心态方面，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

实际上，明治初年日本对中国尚有畏惧之心，但经过1874年侵台事件，1879年吞并琉球等试探，已摸到清政府妥协软弱之底细，滋长了轻华、侵华之野心。中国北洋舰队访日时，定远、镇远等巨型铁甲舰曾吓日本一跳，刺激日本朝野勒紧裤带发展海军，几年后海军实力已赶上中国。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小川又次局长已暗地里制订了《清国征讨策》，主张日本宜乘中国“兵力尚弱，折其四肢，伤其身，使其不得动弹”。

并建议“将中国分裂为数国，始得确保日本之独立”。果然，在1894年日本终于发动了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拐点，从此中日完全处于不平等地位。日本以战胜者、征服者自居，蔑视中国。马关谈判时，李鸿章苦苦哀求，伊藤博文却步步进逼，以至李鸿章说“台湾已是日本口中之物，何必着急？”伊藤博文凶相毕露答道：“尚未下咽，饥甚。”《马关条约》还使日本成了亚洲暴发户，依仗从中国掠夺的巨额赔款，日本扩军备战，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实行金本位货币制度，实现向帝国主义过渡。不久又发动日俄战争，打败俄国，夺取了东亚霸权。

日本尝到了侵略战争甜头，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野心不断膨胀。1889年首相山县有朋已把“经略大陆”定为国策，然后又提出“保卫利益线”侵略理论只要哪里成为日本侵略的目标，所谓利益线就可以推进到那里。1910年果然吞并了朝鲜为其殖民地。

1911年中国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日本统治集团当然不愿自己侵略掠夺的对象通过革命成为独立富强之国，也害怕中国的共和革命危及日本的天皇制和殖民统治。前首相山县有朋一语道破他们此时的心态：“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那里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所希望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才是理想的中国。”因此日本政府一开始就对中国辛亥革命抱仇视和敌对的态度，可见日本当权者的对华心态与其对华政策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

从不认罪心态到不平衡心态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军国主义恶性膨胀，岛国心理的狭隘民族主义，神国心理的日本种族优越感，武士道精神的尚武好战，法西斯主义的残暴疯狂等心态交织混合在一起，在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中暴露无遗。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对中国、亚洲及世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由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对日政策由压制打击转为扶植支持。美国占领军既不追究天皇战争责任，又包庇袒护战争罪犯，还削减战争赔偿。美国还给日本美元贷款，并与日本订立军事同盟，提供安全保护伞，把日本作为美国和西方阵营在亚洲的反共反华前哨基地。在得到美国庇护又没有对天皇和军国主义战争责任进行清算的情况下，尽管有一批正义人士和战俘、老兵怀有负罪感和赎罪心理，但相当一部分日本政治家和各界人士形成了对战争罪责不认账、不谢罪、不反省的态度。他们一方面用所谓“一亿人总忏悔”来掩盖天皇和政府的战争责任，同时大肆宣传原子弹对日本的破坏，强化日本人战争受害者心理，淡化甚至抹杀日本人战争加害者心理；另一方面右翼势力和一些政客、学者、媒体还在制造各种理论为日本侵略战争辩护甚至评功摆好。如散布大东亚战争是“从白种人手中解放亚洲”，日本侵略战争是“自卫自存的战争”，东京审判“不公正”，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等等。这些谬论和谎言成了不认罪心态的所谓理论支撑。

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和重新崛起，特别是经过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有些日本人开始得意忘形，自高自大心理膨胀。石原慎太郎就与人合作抛出三部《日本可以说不》的系列著作，不仅否认侵略战争罪行，而且鄙视和攻击中国及其他国家。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出现十多年经济不景气，导致日本政治右倾化，国民心态普遍感到失望、迷茫和焦躁不安。特别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长期以来日本称霸亚洲，经济唯我独尊的局面被打破，这种反差使不少日本人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和心理不平衡。右翼势力和某些政客、媒体乘机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国危机论”等，竭力鼓吹依靠美国，抑制中国，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如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早在2002年就在《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战胜中国重建日本的道路》的文章。2012年他又跳出来导演“东京都购买钓鱼岛”的闹剧，激化中日之间钓鱼岛争端的矛盾冲突，并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通过以上回顾，今天日本一些破坏中日关系的言行及其心态，可以从历史这面镜子中照到其源头和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