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参加红军时给毛泽东站第一班岗，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光都是在毛泽东身边度过的。他曾长时间负责安排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并有机会近距离见证一代伟人的喜怒哀乐。在他眼里，毛泽东是伟人，也是常人；不是高高在上的神祇，而是一个情感丰富、可亲可敬的长者。

第一班岗就在主席办公室门口

1933年7月，入伍才两个月的张耀祠被调往江西瑞金县沙洲坝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警卫连，担任保卫毛泽东和中央政府机关的任务。

中央政府警卫连成立后第一天，班长就安排张耀祠上岗。这是他当兵以来的第一班岗，他万万没想到这第一班哨就站在了毛泽东的门口。那一天，张耀祠手持着枪，笔直地站在那里，当看到从房门里走出一位高个子的人时，他既紧张又激动，这不正是毛主席吗？

“毛主席那时候在党和军队内的职务已被剥夺，只担任着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虽是受中央保护的首脑人物，但却是挨整受排挤的对象。”张耀祠回忆道，“那时他细长的个子，面骨突出，身体很弱。当时中央领导每人每天有12两粮食，5分钱菜金，40岁的毛主席显然是营养跟不上，面容显得很疲倦。散了一圈步，他又顺原路返回。好不容易等到下哨，我就兴奋地跑回宿舍，向全班战友炫耀：今天我见到毛主席啦！”那时候张耀祠未曾想到，他的一生从此与这位伟人结缘了。

1934年4月，中央决定从中央政府警卫连抽调一部分同志到红八军团，张耀祠便被分配到军团保卫局侦查科任科员，并随军参加了长征。刚出发一个月，一场抢渡湘江的战役便将红八军团永远地留在被血染红的湘江边。10922人的红八军团打得只剩下1000余人，因形成不了建制，他们便被分散到其他部队，张耀祠被分到国家保卫局侦查科。他回忆说：“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湖南的湘江，部队损失极为惨重，红八军团几乎打光了。中央红军打到贵州省，占领黎平县，部队进行了整编，八军团残部被分散到其他军团，军团保卫局的人调了一部分到国家保卫局。”

中央红军一举攻克黎平，强渡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为布置中央首长进城的安全工作，张耀祠等人受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派遣先进入了遵义城。“我们进了城，住在新城区，每天到老城区找街道居民、商店店员、小商贩和学生，对敌特及社会情况进行广泛的调查了解，并对逃离的原敌特、军、警、宪作了详细调查。一边调查了解，一边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特别是向老百姓宣传红军的任务和性质。”

1月9日，遵义城喜气洋洋，街道两边摆着烟、茶、糕点、酒等，群众早早列队站在街道两边，欢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进城。张耀祠等国家保卫局侦察科、检查科的同志身着便服，混在群众中进行保卫。张耀祠看到中央领导走过来时，群众热烈鼓掌。一时间，锣鼓阵阵，鞭炮齐鸣，“欢迎中央红军到贵州来！”“打倒国民党蒋介石！”“拥护中国共产党！”等口号声不绝于耳。中央领导满面笑容，频频向群众挥手致意，整个遵义城沸腾起来了。

进入遵义新城，过了桥来到老城，毛泽东经过府衙门向广场走去。瞬时，青年学生和市民转头拥进了广场，到处都挤满了人。这天，毛泽东显得格外激动，他顺脚踏上一条长板凳，向欢呼的人群不断挥手，并发表演讲：“中国工农红军来到贵州是要同你们一道，打倒统治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军阀王家烈，打倒国民党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时，张耀祠就站在毛泽东侧前一点的人群中，密切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严防意外。

遵义老百姓从未见过毛泽东，不知道他是谁，有人说是毛泽东，站在张耀祠身边的几个年轻小伙子说“不是，刚才在大街上看到的那个高鼻子的才是毛主席”，一位小青年说这是李德。张耀祠听了，只在心里暗暗发笑。

1月15日下午7时，中共中央在遵义柏公馆的客厅里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国家保卫局负责会场保卫。当时，张耀祠执行了3天的会议安全保卫任务。

贴身警卫随中央一次次“大搬家”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各机关和军委总部从保安移至延安，张耀祠也随同中央机关到了延安。“到1947年撤离，在陕北整整生活、工作、战斗了10年有余。”

这期间，历经抗日战争和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国内战争，张耀祠的职务也不断变化着，历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副官、招待所主任，延安中央教导大队第三中队队长、组织干事，延安中央警备团政治处保卫干事、参谋、组织股副股长，供给处副主任、营政治教导员，中央警备团政治处主任等职。

1947年初，蒋介石调集24个旅25万大军分三路进攻陕甘宁边区，胡宗南亲自率领14万大军气势汹汹直扑延安而来。正当边区军民准备为保卫延安与胡宗南决战时，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作出了暂时撤离延安的战略决策。张耀祠记得，当时提出要放弃革命圣地延安时，中央警备团有不少战士在思想上、感情上一时转不过弯来。于是，毛泽东对战士们解释说：“……他胡宗南来延安，我们让给他，但他没有想到国民党蒋介石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啦……我们撤离延安，意味着要解放西安、解放南京、解放全中国，这就是战争的转折点。”

这年3月18日18时，中央警备团团长刘辉山、政治委员张廷桢、参谋长古远新和时任政治处主任的张耀祠带领两个连和一个骑兵中队，护卫着党中央和毛泽东撤离延安。这时，胡宗南正以10倍于我军的14万大军进攻延安，并集中了他的三分之二的空军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妄想给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以致命的打击。在一片枪炮声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安全撤离了延安。

胡宗南占领延安后，各解放区的领导纷纷打来电报，请党中央、毛泽东迁移到晋西北、太行等比较安全的地方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毛泽东对此非常理解，但是他从全局考虑认为，自己不能离开陕北，坚持要留在陕北前线。他说：“我留在陕北前线，才能拖住胡宗南，减少其他战场上的压力，有利于别的战场打胜仗。”

毛泽东坚持留在陕北，他要求：“留给我们4个半连，其余的人立即过黄河。”朱德说：“这不行，太少了，武器装备不好，我们不放心。”刘少奇说：“再调一个团吧。”但是，毛泽东坚持己见：“只留4个半连，兵要到前线去消灭敌人。我们靠陕北人民，靠自己保卫自己。”

从7月开始，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各个战场捷报频传。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在望。

8月26日，毛泽东一行来到陕北葭县杨家沟，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11月，又来到米脂县杨家沟（两个地方同名）。

在这里，毛泽东迎来了54岁生日。各解放区纷纷向毛泽东发来电报，有的直接说要为主席祝寿；有的说要打几个漂亮仗，而且部署了战役的计划，请求中央批准……毛泽东一律都给予了拒绝。他说：“如果不是为我祝寿，我可以批准，为我个人，我不能批准。为我祝寿打漂亮仗，不为我祝寿就不能打漂亮仗吗？”

外地的祝寿请示未被批准还情有可原，可是，在毛泽东身边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觉得哪有不给主席过生日的道理？同时也为庆祝1947年的伟大胜利，所以一致要求要为毛泽东祝寿。于是，中央机关各大队负责人专门在汪东兴处开会研究这个问题。汪东兴知道毛泽东拒绝了各地的要求，认为再搞祝寿，毛泽东肯定还不会同意。可大家一致表示：即使并不举行什么仪式，只要开个晚会，和毛主席见见面就行。张耀祠回忆说：“在大家的再三要求下，汪东兴去找周恩来副主席请示该如何办，周恩来说：我看主席不会同意的，大家一再要求，你就去和主席商量一下。趁汪东兴去请示毛主席的功夫，其余人便悄悄做起准备工作来。想着如果同意的话，就请一些负责人陪毛主席吃顿饭，再请晋绥军区贺龙司令员派来的剧团演场戏。但是，机关的要求还是被毛主席一口拒绝了，他说：许多同志为革命的胜利流血牺牲，应该纪念的是他们，为一个人祝寿，太不合情理；部队和机关的同志没有粮食吃，搞祝寿活动，这是让我脱离群众；才50多岁，如果不被胡宗南打死，还大有活头，更用不着祝寿。毛主席的态度是那么坚决，大家实在不好违抗。”

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十二月会议”，会议的第二天——12月26日，正是毛泽东的54岁生日。各地前来开会的中央委员和地方、军队高级干部对毛泽东说：“我们赶上吃你的寿面了。”毛泽东风趣地说：“寿面并不能使人长寿啊！吃不吃无所谓哟。”

张耀祠记得：生日那天，毛泽东比平时更加忙碌，他听取了大家对《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讲稿的讨论意见后，又找各地负责人谈话，询问地方社情和群众情绪，一谈就是半天，直到卫士催得不行了才去吃饭。那天的饭也没什么特殊，仍是“钱钱饭”（用压扁的黑豆与小米混煮的稀饭）和酸白菜……

为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胜利，中共中央决定东渡黄河，前往河北西柏坡与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共同完成夺取全国胜利的历史任务。张耀祠说：“1948年3月22日这一天早晨，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等中央领导来到了吴堡县的渡口，准备东渡黄河。为防敌机袭击，渡河时间改为下午。大家的心情都很不平静，毕竟在陕北生活、工作、战斗了10多年时间，同陕北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要离开了，总有些依依不舍。”

1948年4月，毛泽东率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到达太行山下的阜平县城南庄，“在这里工作生活了一段时间，并开会决定了很多大事。毛主席长期养成了一种习惯，饭前、饭后或工作累了，总要出去散散步。但到了城南庄后一直工作很紧张，连散步的时间也没有了”。

5月27日，毛泽东来到平山县西柏坡，此后，党中央便在此指挥全国战局，部署与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张耀祠一直负责中央的保卫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11辆吉普车、10辆大卡车组成车队，向北平开进。路上，毛泽东兴致很高，对卫士们说：‘1947年3月18日，我们撤离延安。1948年3月22日，由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出发，向华北进军。今天是1949年3月23日，与1948年3月22日只差1天，我们又向北平前进了。3年3次大的行动都是在3月份，明年的3月份应该是解放全中国了。等全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

进北平后，毛泽东于9月21日从香山双清别墅移居中南海菊香书屋居住。他成了中南海的主人，开始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日夜操劳，费尽了心血。

见证伟人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1953年5月的一天，时任中央警卫师副政委的张耀祠接到政委张廷桢的通知：“汪东兴同志有事找你，你上午去中南海。”

到了中南海，时任公安部九局局长（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对张耀祠说：“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警卫团，负责保卫党中央领导核心，包括住中南海内的政治局委员、住在中南海内党、政、军领导机关及住玉泉山、新六所中央领导和机关的安全任务。现在调你来中央公安部九局任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表示：“这项任务很艰巨，责任重大，我恐怕完不成任务，不能胜任这项工作，最好另选别的同志来吧。”汪东兴当即强调“上级已决定了，不能变了”，并说：“你快点来组建中央警卫团吧。”

5月上旬，中央警卫团以中央警卫师一团机关、部队为基础组建起来了。按编制序列，代号为8341部队，建制归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领导，警卫任务归中央公安部九局领导。“‘8341’只是我们这支部队的一个代号，名义上叫团，实际上的编制是师的编制，待遇也是按照师的级别给的。”

坊间曾有许多种对“8341”来由的说法，张耀祠都一一给予否认：“有人说什么开国大典后，毛主席派人访老道，老道写了‘8341’这几个数字，毛主席就把它作为自己警卫部队的番号。有人说，这个代号前两个数字预示毛主席活到83岁，后两个数字预示他自遵义会议起在位41年。还有人说，毛主席在早年闹革命时，得到的第一支枪的编号是8341。这些都是谣传，不应与8341对号入座，那纯粹是一个巧合，我澄清一下。”

这年6月9日，张耀祠在中南海团部会议室召集排以上干部会议，正式宣布中央警卫团的成立。根据上级决定，张耀祠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任中央警卫团团长，杨德中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委员，张宏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兼团司令部参谋长，王化宇为中央警卫团副政治委员兼团政治部主任。张耀祠在会上宣布了团的编制，传达了汪东兴对中央警卫团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安全任务的指示和要求。

作为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大部分时间都在毛泽东身边。他说：“内卫是8341部队一中队，无论是毛主席在中南海，还是外出到各省市巡视工作都紧跟不离。”“我的职责是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共中央，负责安排毛泽东的衣、食、住、行。”他就住在毛泽东卧室咫尺之遥的更衣室，与毛泽东朝夕相处。

1953年12月底至1954年3月初，毛泽东带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起草小组来到杭州。“毛主席住在刘庄，起草小组住在北山，我带领一支警卫部队分驻两地担任安全保卫工作。”

起草首部宪法，一切工作都要从头开始，工作量很大，非常紧张和劳累。在此期间，毛泽东风雨无阻地坚持爬山锻炼。张耀祠说，毛泽东工作之余的一大乐事便是爬山。

当年，张耀祠随同毛泽东一起爬山，并安排警卫保障他的安全。可是毛泽东外出爬山时，全凭兴之所至，事先并没有计划——这给警卫工作带来困难，无法事先侦察道路、沿途警戒。“要爬哪座山，什么时候去，他首先就定好了，直到临走的时候才告诉你。他反感兴师动众，提前清场警卫。我们只好跟着他走，一说好了方向，我们马上就赶过去。就像打冲锋，部队肯定走在前面，在前面搜索。有的山还有树木，还有草，你得检查一下树林里、草地里有人没有。保障安全的各方面都要想到，他走的路线要检查，要去山顶，我们都跑到上面先去检查。这个工作是很艰苦的也很繁重，责任也很重大，丝毫不能马虎”。 

毛泽东通常是下午4时左右外出爬山，大约到晚9时“打道回衙”。他爬山不紧不慢，走了一阵，坐下来略歇。为了安全，张耀祠最初曾给毛泽东戴墨镜、戴大口罩。对此，毛泽东很不高兴，后来就取消了。

除了爬山之外，毛泽东喜爱游泳。张耀祠记得，毛泽东游过北戴河、长江、珠江、赣江、钱塘江等等。

在饮食上，毛泽东一天基本上吃两餐饭，个别时候也吃三餐。“毛主席平日粗菜淡饭，以大米为主，爱吃糙米饭，菜以青菜为主，爱吃的有辣椒、红烧肉和武昌鱼。他不喜欢喝牛奶，不喝酒，却爱喝茶，对龙井茶情有独钟。我每年都代他向杭州定购龙井茶叶。”在张耀祠印象中，毛泽东工作起来从不分钟点，经常连续几个昼夜不停，吃饭也没有钟点，只是感到饿了才想起吃饭。

随毛泽东到地方巡视，8341部队与地方警卫部队打篮球一直赢，毛泽东不高兴了，“到了地方，人家热情接待你，不要老想赢人家，要讲友谊、讲团结嘛”！这虽然是件小事，却让张耀祠体味到毛泽东的细心和周到。

毛泽东年过80之时，仍像个不服输的青年，有一次曾找张耀祠掰手腕，比手劲。“我看他是吃了安眠药，很兴奋。我摆出一副较量的架势，但没有用劲，有意让他赢，他一开始就使劲压住我的右手，我说：主席！你的手劲真大，我比不过你。他哈哈大笑，兴致很高”。这时候，张耀祠已经不把毛泽东当作领袖看了。在他眼中，毛泽东更像是一位慈父、一位有些天真任性的兄长、一位和善的垂暮老人。

毛泽东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他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古代到近代，从国内到国外，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历史、地理、文学、外语等。毛泽东曾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没有书就没有我毛泽东。”每次毛泽东外出视察，张耀祠都要为他带上两三箱书。除此之外，还根据毛泽东的需要在外地替他借书，杭州、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庐山等地图书馆都留下了张耀祠为毛泽东借书的记录。

张耀祠说：“在我跟随毛主席的岁月里，他的工作精神、学习劲头都使我非常感动。他在百忙之余还孜孜不倦地看大量材料，审批党政军报送的文件，读书看报。战争年代是这样，和平建设时期更是见缝插针，博览群书，学以致用。”他说，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毛泽东最喜欢阅读《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以及哲学、中国历史、中国古代文学。“他读古书是从传统文化遗产中汲取丰富的思想营养，批判地继承其中大量积累的民族智慧和治国经验。许多书他都看了好几遍，作了不少标记和批注。《资治通鉴》他读了20多遍”。

书，几乎成了毛泽东的伙伴。他常常手不离书，躺在床上要看书，吃饭要看报，上厕所要看书。张耀祠说：“在毛主席的卧室里，床上三分之一放的是书，三分之二才是他睡觉的地方，床头上面还要放一些书。会客厅、厕所里，到处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在厕所里放着由他自己选定的书籍和铅笔。他每天除了工作、睡觉外，其余时间抓紧看书学习。一年到头从不休息，甚至生了病还坚持看书学习，他认为看书就是休息。”书，可以说成了毛泽东生命的一部分。

毛泽东与将帅们的恩恩怨怨社会上传说很多，张耀祠看到的却是另一面。1965年9月的一天，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长信后，一大早就在颐年堂约见彭德怀，一见面就说：“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收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不写，要写就写8万字。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最合适。你说的3条保证，我还记得后面两条。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作结论吧！”

当时，张耀祠就在毛泽东身边，他说：“毛主席一语双关，这说明他也在反省自己的问题。”

1966年，中南海机关中的一些造反派攻击朱德是“黑司令”，说他对中国革命没做多少贡献。在一次政治局会议时，毛泽东请朱德挨着自己坐下，感叹地说：“红司令，你好吗？有人讲你是黑司令，我不高兴，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你是朱，我是朱身上的毛啊！”

张耀祠说：“在毛泽东心里，还十分留恋井冈山和长征的岁月。他在晚年经常同我谈起红军过雪山草地的日子，教育我们不能忘本。每每讲到动情处，他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毛泽东一生勤俭节约，十分注意节约水电，“甚至要求火柴用完了，把火柴盒留起来，买些散的火柴装上再用”。在衣着上，毛泽东进城后做过一套制服，“这套制服只用于接见外宾和参加会议等场合穿，其余时间穿便服或睡衣阅批文件、看材料、看书、看报。开国大典时做了一套制服，只穿了一天，以后再不穿了，送给身边工作人员了”。张耀祠等工作人员见到毛泽东的衬衣、睡衣、毛巾被等用品上面的补丁“千姿百态”，“不成方圆”，灰布头、蓝布头，也有白布头，有什么布头就补什么布头。毛泽东总是说：“没有关系，穿在里面别人看不见，我不嫌就行了。我的标准是不露肉、不透风就行。”

对江青的不满与对主席健康的焦虑

“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10月17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讨论修改党章时，江青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10天后，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

1969年4月，在中央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张春桥第一个表示赞成，康生也跟着极力吹捧林彪。

关于林彪的名字是否写进党章的问题，毛泽东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对写作班子说：“既然大多数同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

张耀祠说：“毛主席哪里知道，实际上只有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为此事闹腾：许多同志虽然口头上同意，但内心里却不赞成，因为选定林彪作为接班人，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所以只好附和同意了。此后，江青跟林彪的关系便难以琢磨了。二人总是‘换手搔背’，相互利用，林彪在各种会议上也高度评价江青，给江青许多桂冠，这对江青想当副主席来说．是求之不得的支持。”

然而，林彪叛逃后，江青摇身一变，成为批林的先锋，被任命为“林陈专案组”的主要成员。张耀祠说：“当揪出林彪的一批黑干将后，毛主席的身体、精神明显不如以前了，人也变老了。他对国家前途命运苦苦思虑、思考着，白发突然间增加不少。我们无不为毛主席的健康而焦虑。”

林彪事件后，张耀祠把林彪送他几本书、叶群送他两只野鸡等几件“错事”写进检查。1971年12月30日晚上7时30分，张耀祠拿着材料到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作“检查”。毛泽东正聚精会神地看书，张耀祠进去后便犹豫了一下。毛泽东抬起头来，问：“你有什么问题呀？”张耀祠说：“主席，我写了一个检查，请您看看。我和林彪有过两次接触……叶群也想拉拢我。”

张耀祠把书面检查上的几个问题，简要地向毛泽东讲了一遍。听完后，毛泽东说：“你接触林彪才两次，我和他的来往比你多，你不知道林彪搞阴谋政变，我也不知道。……你这些问题检查一下，就算了，你把心放下来．我们主要是教育。”这时，张耀祠一直悬着的心才落地。

当时，毛泽东因工作繁忙，日夜考虑党和国家大事，身患重病。张耀祠为毛泽东的健康焦急万分，而他更注意到江青却“漠不关心，很少过问主席的健康”。

1972年1月，毛泽东参加完陈毅元帅追悼会后，病情加重。这年1月25日，毛泽东请张耀祠和医生去向江青谈一谈他的病情。

这天下午3时，张耀祠和医生乘车赶到钓鱼台10号楼。进到江青的办公室，先由医生向她汇报主席的病情，医生说：“主席现在患肺心病，开始由感冒引起支气管炎发作，每日阵咳，无法卧床睡觉，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困了靠在沙发上睡一会儿，打个盹，从入冬以来一直不好，现在正打针治疗。”

张耀祠看到，江青听了医生的汇报，摇摇头，表示怀疑。江青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不可能有什么大病！”

原本想给江青汇报，希望能引起她的重视，没有想到江青却持怀疑态度。于是，张耀祠解释说：“江青同志，今天是主席要我和医生来向你汇报他的病情。主席现在年纪大了，身体抵抗能力弱了，有病应该休息和及早治疗，可是这两条主席都很难做到。他日夜为党和国家大事操劳，有病不治疗，不愿打针、吃药，也不休息。他的病拖的时间久了，病也越重了，现在，他的双脚浮肿了，已经好几个月了……”

这时，江青慢腾腾地说：“有什么变化要及时报告我，我好有思想准备。”

张耀祠记得当时在江青那里谈了3个小时，江青一直无动于衷，再三坚持“主席的体质是好的，不可能有什么大病”。

3天后的深夜12时，张耀祠和医生进到毛泽东卧室，只见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头靠在上面，医生摸脉搏，没有摸到。这下，张耀祠和医生紧张了，立即给中办主任汪东兴打电话。

很快，汪东兴和周恩来先后赶到。周恩来听了医生的报告，建议“请江青来看看主席，家属可以多关心，配合医生，早日治好主席的病”，并亲自给江青电话。

不久，毛泽东苏醒过来。随即而到的江青一见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就拉大了嗓门：“我说主席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厉害呢！”她气狠狠地说：“医生、护士谎报军情。”她又说：“不要打针、吃药，打针吃药反而不好……”

江青随后来到值班室，闹得更凶，吼道：“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像你们讲的那么厉害呢？是医生、护士谎报军情，该当何罪？”在她眼里，医生、护士成了“特务”、“反革命”等。这时，医生、护士受了一肚子怨气但不便发作。张耀祠说：“江青不能平等待人，经常骂人训人，使得护士难于工作下去。我们的护士同志都有较高的政治觉悟，总是委曲求全。江青每次来看主席时，都要向我们询问主席当天的病情如何，这使工作人员很为难——说真情，江青骂骂咧咧；一句不说，她就大发其火，说你有敌对情绪，给你扣上大帽子。毛主席知道江青乱问病情后，就向我们特别交代：‘江青今后要来，如果她再要问病情，你们都不说，说也说不清楚。’”

一天，周恩来、江青、汪东兴一块儿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指着江青说：“你说这些人（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是‘特务’，是‘反革命’集团吗？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那就是我。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了，要害我早就可以害。我知道自己的病，我也知道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同志。”一席话说得江青低头不语。

毛泽东病重时，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王洪文、张春桥轮流值班，他们通常值夜班，而白天值班则是张耀祠。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因病与世长辞。同毛泽东朝夕相处几十年的张耀祠，悲痛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形容……